长江渔业告急,救鱼刻不容缓。政府决定对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全面禁渔,为期十年,力度之大,前所未有。11万条渔船和近30万渔民,即将彻底告别长江。但如何找到上岸的路,很多人还找不到方向。 鱼要生存 人也要生存 长江的天然捕捞量从1954年的42.7万吨,下降到如今不足10万吨,仅占全中国淡水水产品的0.15%,生物完整性指数更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继春季禁渔实行17年后,今年1月,中国印发“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订出十年禁渔明确时间表。 根据方案,2019年底前,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区完成全面禁捕;2020年底以前,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除保护区以外水域实现全面禁捕。禁捕范围包括14省市,纵贯长江上中下游。全体渔民都要转产上岸,所有船和网具由国家统一回收,统一销毁。 救鱼,更是为了“救人”。长期过度捕捞,导致长江陷入“资源越捕越少,生态越捕越糟,渔民越捕越穷”的恶性循坏。改变长江之痛和渔民之痛,仅仅是一个开始。 渔民最怕的是风浪。果然,风向变了。今年开春,“十年全面禁渔”消息得到证实。由于这一次禁渔期从春季四个月延扩到十年,影响层面太大,打鱼快40年的詹定林(化名)所在的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水产大队,全大队村干部全体都出动打电话,确保通知到每家每户。 很快,省里也派人来调研,问詹定林:“你有多少条船?铁船几万元打的?多少网和虾笼?以后转产想干什么?”詹定林只说:“鱼要生存,人也要生存。” 渔民们眼里的好年岁,是1980年代的“黄金十年”,但随着长江沿岸城市的平地高楼起,上游的林地、草地面积明显减少,中下游湖泊、湿地大面积萎缩,加上采砂泛滥,使枯水期提前、延长,打鱼周期被大大缩短。 鱼越来越不好打,渔民开始改用电网。渔民知道“断子绝孙”的电网捕鱼对鱼不好,高压电流也会造成虾、贝壳、藻、浮游生物大量死亡,破坏生态平衡。但不用电网就打不到鱼。“赚不到钱,我四个孩子就不能读书。”42岁渔民林青山(化名)无奈地说。 进入千禧年后,渔民开始捕虾,因为虾更赚钱。捕虾季节正赶上春季禁渔期,因此近年渔民偷捕虾的行为增多。这次十年禁渔,包括虾在内的所有生产性捕捞行为被“一刀切”式的全面取缔,也让渔民们不满。 渔民吃住都在船上 从恢复生态的角度,林青山赞同禁渔。但他困惑的是,“上岸后,你让我们怎么生活?”林青山说,2002年春季禁渔前,他一个月能赚三、四千元人民币(约426至568美元),要养两个老人和四个孩子。禁渔后,政府给每户一年500元补贴,但只给了一年,之后再也没有了。 禁渔让渔民收入锐减,因此总有人偷偷捕鱼。但渔民心里明白,继续捕下去,只会越捕越穷。 11月18日上午,一对在长江里下地笼的渔民夫妻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们二人,11月17日晚上在长江原8号码头附近下了地笼,18日早晨来收笼却收获寥寥。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长江禁捕迫在眉睫。 "总共就只有这些收成,卖不到几个钱。"渔民老太太说。记者看到,鱼桶里装了一条黑鱼,几条鲫鱼,一些泥鳅和螃蟹以及其它一些小杂鱼。芜湖江蟹闻名遐迩,可他们老夫妻俩收上来的螃蟹,比蜘蛛也大不了多少。要知道,在长江渔业丰沃期,半斤多重的螃蟹经常可见。那时芜湖人吃硕大的野生江蟹,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 渔获很少,渔民夫妻忙活了一天的收成,单薄得可怜。螃蟹、鲫鱼只有几两,是卖不掉的;唯有那条一斤重的黑鱼和几斤泥鳅,能卖个几十元。"今年长江水位偏低,导致鱼类都游到了深水区,捕鱼也更加困难,但最主要原因还是渔业资源的匮乏。因为在深水区的渔民,也很少捕到‘大货’。" 对于从明年开始的禁捕工作,他们表示,"已经接到了通知,到时就上岸不捕了,现在也是抓紧最后一个多月时间捕一点。"至于禁捕后的生活怎么安排,渔民表示,"还没有完全想好。" 世代捕鱼 转产难度大 1952年出生的张元州(化名)有7个孩子,打了一辈子鱼,是江西省都昌县的第一批渔民。张元州回忆,六、七十年代,不少渔民的孩子都不上学,一是因为穷,二是没人管。家家都是夫妻船,丈夫在前面开船、下网、收网,妻子在后面把鱼分拣、放进活水舱。孩子七、八岁就得上船摘鱼、织网。可能是水上漂久了,渔民都特别渴望在岸上拥有自己的房子,有了钱就攒下来建房。 和其他渔民相比,住都昌的詹杨林(化名)算是个活络的人。他是詹定林的哥哥,13岁就跑去上海打工,此后到过广东、浙江、福建等地。2008年,詹杨林在马鞍山的造船厂打了一艘大铁船,手下有50多人帮他干活。后来看到电视上说,鄱阳湖要搞大开发,于是回到都昌,旺季的时候打渔,禁渔期就开车、卖保险,做各种副业,每个月能赚几千元。 但在都昌,像他这样的渔民并不多。尤其是70后渔民,年纪在45岁上下,打了一辈子鱼,没有别的技能,不愿出去打工。问他们,可不可以去工地干活,都摇摇头说:“打鱼用的是手腕的巧劲,搬砖要用全身的力气,干不了。” 其实渔民也知道,打鱼不是长久之计,他们都不愿自己的孩子继续打鱼。詹杨林说,打鱼太苦,希望孩子靠读书走出渔村。 禁渔期间,停靠在南京长江江边的渔船 但对渔民而言,即便是有心转产,难度也很大。 长江办主任马毅表示,这批渔民很特殊,他们年纪大、世代捕鱼、文化程度低,部分人不会讲普通话,退捕转产很难。而且打渔自由,一些渔民一年只须干五、六个月,多的时候能赚到二、三十万元,过得也不错。如果让他们去一般的就业岗位,赚得不多,会难以接受,因此在退出诉求上,会出现很多渔民不合理要价的现象,“政府要是百分之百满足他们的需求,禁渔根本做不成。” 但他也提出,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批渔民做出了牺牲,所以政府不能只考虑让他们退出,还要重点聚焦在就业创业帮扶上,让他们“不重返江湖,还要过得好”,也就是“能就业,有钱赚。” 每个渔民都有不同的打算。詹定林还没想过以后,他身上有一种渔民典型的乐观,得过且过。离全面禁渔还有一个月,他还在坚持打鱼,“能打一天是一天。” 林青山想过以后开个旅游公司,开快艇载游客在鄱阳湖上观光。去年开春,他注册了公司,工商执照批下来后,卡在了海事局。申请水上运输资格证想开快艇,但一年了,证还是没下来。 张元州则想承包一块鱼塘发展养殖。但他担心,县里的鱼塘总有人偷鱼,而且承包费水涨船高,经常要一次性付完20年租金。 “都昌县近十几年都陆续有渔民自发转产,但成功率不足5%。”都昌县渔政局干部詹定鹂说,这些人中,有20%的人外出打工,更多人选择承包鱼塘搞养殖。 “这是个过程,环境会逼渔民们慢慢转变。”他说。 全国性补贴政策 仍无法出台 退捕的补偿标准与财源,也是一大问题。 渔民上岸的第一步,是建档立卡、摸清底数,据此下发补贴。早在今年3月,县渔政局曾让詹定林去填一张个人档案表,上面列得很细:有没有渔民证、有多少条船及2018年的家庭总收入和总开支等,但至今都昌县的具体补偿标准还没公布,协议也没签,让詹定林有些焦虑。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渔业渔政处处长王元宝表示,建档立卡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因为渔民身分复杂,需要多部门联合比对审核,费时费力。有的地方则因配套退捕资金有困难,使补贴政策迟迟无法出台。 而不久前,安徽省出台了《安徽省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提出把保护以长江为重点的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在安徽省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施有针对性的禁捕政策,有效恢复水生生物资源。 为保障渔民利益,实施方案对相关补偿做了制度安排,明确退捕渔民临时生活补助、社会保障、职业技能培训等相关工作所需资金,主要由各地结合现有政策资金渠道解决,省级采取一次性补助与过渡期补助相结合的方式对禁捕工作给予支持。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也曾表示,中央财政已安排92亿元补助资金,分年度拨付执行,但与全面禁捕的任务相比,资金缺口依然很大。 长江十年禁捕,是维护生态体系健康发展的历史性举措。一方面要禁捕各类长江鱼类,同时也要妥善把依靠捕鱼为生的渔民安置好,坚持以人为本,保障民生,积极稳妥引导退捕渔民转岗就业创业,保障退出捕捞渔民的基本生计,确保渔民退得出、稳得住、能小康。对符合条件的退捕渔民建档立卡,确保奖补资金足额到户、配套措施保障到人。 全面禁渔在即,这批长江最后的渔民未来何去何从?他们的转型之路才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