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面前，暴露出了我国针对这种危害甚烈的传染性病毒病，在科学防控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客观地讲，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能有效治疗这种传染性病毒病的特效药物。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制定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中，从试行的第三版方案开始，就纳入了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采用这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的医疗实践效果已经证明，中医药在阻断轻型患者向重型患者发展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自纳入了第三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后，经过第四版、第五版和第六版治疗方案的不断完善，现在看来采纳了中医药的治疗方案，其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关于中医药治疗疑难疾病的特殊功效，甚至采用中医药治疗某些癌症的良好效果，过去已经有不少相关报道。当人们在面临重大疑难疾病，采用西医疗法难以奏效的情况下，为什么中医药总能成为“救命稻草”？确实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 1.药物疗效依靠机体免疫系统的作用而彰显 回望人类医学发展史就不难发现，数千年来，人们为了控制各种各样的疾病，已经先后研制出来了成千上万种各类药物。然而，在这众多的药物之中，却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展现出了能根除某一种疾病的作用。 到目前为止，人类依靠自己的智慧，在世界范围内真正根除了的唯一一个传染病就是天花（smallpox）。1980年5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WorldHealthOrganization，WHO）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Nairobi）宣布，危害人类数千年之久的天花已经被彻底根除。天花在全世界范围内得以根除，并非是依靠了某一种特效的药物，而是由于在世界各国全体人群中，实施接种天花疫苗（smallpoxvaccine）的缘故。也就是说，天花是依靠免疫学技术才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彻底根除的。 也许正是在利用免疫学技术顺利地根除了天花的伟大成就激励之下，当代的人们正在采用免疫学技术开发脊髓灰质炎病毒（poliovirus）、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B virus，HBV）、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SARS）以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novelcoronaviruspneumonia，NCP）等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传染性病毒病的预防疫苗，人们将根除这些病毒性疾病的希望，几乎全部寄托在免疫预防的方法上了。 药物效应动力学（pharmacodynamics）的研究结果证明，采用任何药物治疗各种传染性疾病，均需要在机体免疫系统的参与下，才可能获得理想的药物治疗效果。 如人们利用某种抗生素（antibiotic）治疗由致病菌引起的细菌性疾病，输入到机体内的抗生素类药物虽然可以将体内的致病菌的活性抑制住或者将其杀死，但是，并不能将这些已经受到了抑制或者杀灭的致病菌从机体内彻底地清除掉。如果不能及时清除体内的已经被抑制或者杀灭的致病菌，这些被抑制其活性或者已经死亡的致病菌，依然是会对机体造成各种危害的。从机体内彻底清除这些致病菌的任务，就是由机体的免疫系统完成的。因此，医生在选择和应用某一种药物治疗患者疾病的时候，必须权衡药物对患者免疫系统的影响，原因就在于任何药物的疗效，都是需要借助机体免疫系统参与的作用，才能将其药物疗效彰显出来的。 在调动机体的免疫机能共同抵抗入侵的致病菌方面，中医药具有天然的优势。这是因为被中医们使用的各种中草药中都含有或多或少的多糖（polysaccharide）类物质，尤其是一些名贵的中草药，如人参（Panaxginseng）、甘草（Glycyrrhizauralensis）、膜荚黄芪（Astragalusmembranaceus）等，无不是因其含有丰富的对机体免疫系统具有免疫调节作用的所谓免疫多糖（immunepolysaccharide）类物质，而广受中医医生们爱用的。 当中医医生们对患者使用这些中草药时，除了药物中含有的生物碱（alkaloid）类、醌（quinone）类和有机酸（organicacid）类物质，能发挥其抑制和杀灭致病菌的作用外，更为重要的药理作用是这些中草药中，含有的免疫多糖类物质能同时调节机体的免疫机能，而促进对致病生物的清除。中医药在疾病治疗过程中能发挥出多重药物效应，正是中医药所特有的，也是以单一药物成分见长的西药所难以企及的。 2.药物治疗疾病的作用只是锦上添花？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已经遭遇过多次极其严重的瘟疫（pestilence）危害，却没有任何一次瘟疫是因为采用了某一种特效药物才得以控制住的。 例如曾经导致全世界2亿多人死亡的1号瘟疫——鼠疫（plague），就是因为当年的抗疫首席专家伍连德（1879~1960）先生，倡导采用消毒隔离、阻断传播的方法，最终才获得了对鼠疫的有效控制的。 又如赫赫有名的2号疫病——霍乱（cholera），人类历史自进入19世纪以后，霍乱在全世界范围内曾经发生过6次大流行，先后导致了无数人死亡。当年之所以能有效控制住霍乱疫情的危害，依靠的也不是某种药物，而是由于约翰·斯诺（JohnSnow，1813~1858）找到了病原菌是通过水源传播的途径，以及罗伯特·科赫（RobertKoch）明确了霍乱弧菌（Vibriocholerae）为引起霍乱的致病菌，从而依据这些研究成果而改善了公共卫生系统所致。 再如17年前在我国流行的SARS，虽然没有导致如同鼠疫与霍乱一样的大量感染和死亡，却也导致了全中国人民的惊心动魄。而最终控制住SARS的流行与危害，并不是因为人们已经找到了某种特效药物，在控制SARS过程中无论是使用的中药还是西药，均难以列举出任何一种药物来，能让它戴上制服SARS的桂冠，最大的功臣依然是采取了严密的隔离措施而已。 同样的理由，现在人们在控制HIV时，并非就是采用所谓“鸡尾酒疗法”的药物治疗可能凑效的，而更为重要的是要采取安全性行为、输血献血和疾病的公共管理和宣传教育等措施，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尽管在全世界范围内针对HBV的有效抗病毒药物正在不断地推出，而迄今为止真正能有效地控制HBV传染与危害的，却依然是转基因乙肝疫苗（transgenichepatitis B vaccine）。 曾经被美国人称称之为“仅次于原子弹的恐惧”的小儿麻痹症（hempspleen disease in children），当该瘟疫肆虐时，全世界均无药可治。20世纪50年代后，乔纳斯·沙克（JonasEdwardSalk，1914~1995）和阿尔伯特·沙宾（AlbertBruce Sabin，1906~1993）分别发明了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inactivatedpolio vaccine，IPV）和脊髓灰质炎口服疫苗（oralpolio vaccine，OPV），稍后，我国学者顾方舟（1926~2019）又发明了减毒活疫苗糖丸（liveattenuated vaccine sugarpills），这几种疫苗的发明和使用后的几十年来，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已经消灭了这种令人恐惧的瘟疫。在我国彻底根除这种瘟疫也是指日可待，这种瘟疫也可能成为人类依靠自己的智慧，自成功根除天花以来的第二种被彻底根除的疫病。 流行性出血热（epidemichemorrhagicfever）出现时间已经有近百年，病死率曾经一度高达2.6%~30.6%，现在已经能将这种疾病的死亡率控制到很低的水平，其功劳也基本不在于药物治疗。由于研究者揭示了其致病原因为汉坦病毒（Hantaanvirus），以及后来的研究结果又明确了野生小啮齿动物为该病的传染源，通过采取防鼠灭鼠的措施使流行性出血热的发病率大幅度降低。后来，我国的俞永新（1929~）研制出保护率高达92.41%~97.4%的出血热疫苗（hemorrhagicfever vaccine），对有效地预防流行性出血热疫病的危害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世界上已经存在很长历史的狂犬病（rabies），至今仍然是死亡率可能高达100%的传染病，也依然没有找到任何特效药物。但是，狂犬病疫苗（rabiesvaccines）之父路易·巴斯德（LouisPasteur，1822~1895）发明的疫苗却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欧美地区的发达国家由于动物疫苗的广泛应用，狂犬病几乎已经被消灭了。 我国曾经也是流行性乙型脑炎（japaneseencephalitisB）的高发国家，病死率曾经一度高达20%~30%、致残率高达40%~50%。而自1988年以来，由于在疫区坚持接种了乙型脑炎减毒活疫苗（japaneseEncephalitis Vaccine，Live），现在我国每年发病人数不足1000例，已经不足为虑。 流感（influenza）在历史上曾经是一次流行导致了全世界5000多万人死亡的瘟疫，直到今天也没有良好的控制办法。迄今为止世界公认有一定疗效的药物就是达菲（tamiflu），这是基于流感病毒（influenzavirus）表面神经氨酸酶分子构型而精确设计的一种高科技药物，然而这种药物的疗效也非常有限，根本就不可能指望用达菲控制住流感。人们一直将控制流感的希望寄托在疫苗的研发上，但是，因为流感病毒的“抗原漂变（antigendrift）”的速度很快，疫苗的开发速度往往没有这种病毒抗原变异的快。因此，质量稳定、效果良好的流感疫苗（influenzavaccine）至今仍然尚处于研发途中。 除上述列出的10种大瘟疫之外，人类还遭遇过诸如梅毒（syphilis）、麻风（leprosy）、白喉（diphtheria）、疟疾（malaria）、肺结核（pulmonarytuberculosis）、血吸虫（bloodfluke）等各种疫病的困扰，也大多是采用阻断传染途径（如麻风的传播途径为飞沫传播）、消灭中间宿主（如消灭了钉螺，也就消灭了血吸虫病）或者研制疫苗[如法国细菌学家卡默德（LeonCalmette）和介兰（CamileGuerin）研制的卡介苗（BacillusCalmette-Guérin,简称BCG）预防肺结核]等措施和方法，进行对这些疫病的防控的。 通过长期的探讨，人们虽然找到了部分对少数疫病有一定治疗效果的药物，如采用奎宁（quinine）和青蒿素（artemisnin）治疗疟疾。然而，根据WHO的说法，在世界范围内取得控制疟疾的巨大成就，第一功臣却不是治疗疟疾的药物，而是浸药蚊帐，占68%的功劳；而采取在室内喷洒杀虫剂、快速诊断和青蒿素联合治疗方案等三项措施，总共仅占32%的功劳而已。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在防控人类遭遇到的重大疫病中，药物充其量只是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而已。 3.评价标准导致了人们对中医药的误解 随着化学分析仪器和技术的进步，一些国家的新药研制人员开始从中草药中提取有效成分，在分析其成分和结构的基础上，完成一系列药效学相关实验，最后将其开发为一种针对某种或者某类疾病治疗的新药。如常见的维生素A、C、E等，大概就是经过这样的研发程序制备上市的。 制药企业出于对节约制药生产成本的考量，或者受到天然中草药资源的限制，根据对一些中草药有效成分结构的分析结果，进行药物设计并人工合成一些所谓人工合成化学药物，不仅可以大幅度降低其制药成本，同时也能成功地避免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现在医院常见的一些抗菌素类药物，大多是在分析天然抗生素结构的基础上，进行药物设计并人工合成出来的。 最近几十年来，诸如日本和美国等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开展了大量针对中草药有效成分提取、分析、药效试验等研究工作，在这些国家对中草药有效成分的分析与研究，已经事实上远远地走在了我国的前面。如日本在中草药来源、科研投入、质量控制和专利保护等方面的努力和重视就已经远超我国。目前，在国际中成药的市场份额中，中国仅占5.0%左右，而从中国大批量进口粗加工中药原料的日本、韩国和美国等地的制药企业，却垄了国际中药市场90.0%以上的份额。近几十年来，我国有不少的中医学者到日本、韩国和美国去学习中医，业已成为并不鲜见的现象。 可能是受到国外对中草药有效成分分析技术以及在中医药开发中获得巨大商业成就的影响，我国也制定出了一些应用有效成分分析技术评价中药质量的所谓质量标准。现在我们必须要重新思考的问题是，按照一些发达国家常用的所谓化学分析方法，对中草药的药物效果和质量进行评价，真的能做到准确而可靠的反映出某种中草药的真实药效吗？ 美国卫生局（U.S.HealthBureau）有研究报告指出，当维生素C存在于柑橘等整体内时，被称为抗氧化剂，能防止心脏病、癌症。当维生素C离开柑橘后，就能制造出大量的自由基，相反会造成心脏病、癌症。其实，对于这种问题的出现也是不难理解的，这是因为柑橘是自然生成的，而维生素C是人造的，人造的不可能比自然的更好。人们也根本没有能力创造一个柑橘或蕃茄出来，因为任何一个柑橘或者蕃茄中均可能含有一万多种营养素，这些营养素究竟是什么？人们尚弄不完全清楚，医生又从哪里来的智慧和权力能对患者说，柑橘或者蕃茄里面的人体最重要的就是维生素C呢？ 日本著名汉方药物研究者熊谷朗先生用毕生的精力，在其学术生涯的几十年间，全身心致力于对从甘草中提取的甘草酸（glycyrrhizine）的质量和药用效果研究，通过对甘草酸的提取技术、成分分析、对试验动物体内生理生化特性的影响等，获得了详尽的试验结果，发表了近百篇学术论文。
■ 图1 日本汉方药物研究者熊谷朗先生
■ 图2 熊谷朗先生的毕生研究课题 当熊谷朗先生完成了对试验动物的甘草酸和甘草的药效比较试验后，却惊奇地发现甘草的所谓有效成分甘草酸的药用效果远不及甘草。熊谷朗先生为此大呼：不可思议！ 人们不得不反思的一个问题是，依靠从中草药中提取的某一种或者几种所谓的有效成分的分析结果，籍以对某种中草药的质量的优劣或者药用效果进行评价，是否真的就是科学的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