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江苏省斑点叉尾鮰产业技术体系病害防控创新团队会同江苏牧院水产科技学院对高邮、兴化地区的黄颡鱼发病情况作了调查，大致情况如下:

高邮、兴化地区约有黄颡鱼养殖面积2万亩，主要集中在马棚、平胜等地，此次发病的黄颡鱼主要有两种规格，一种为近期从湖南购进的苗种，一种为去年存塘的成鱼，品种均为杂交黄颡鱼，发病成鱼塘、鱼种塘均有大量浮游动物，水质清瘦。

濒死鱼大红鳃（这个症状可能被忽视掉了，濒死鱼拿出水面约10秒鳃丝即由大红色变为淡红色直至暗红色，调查的不同地区的4口成鱼塘均有此症状），抽搐呈痉挛状；吻部溃烂，头部发红；肛门红肿外凸，有黄色脓状物流出；肝脏颜色变淡，发绿甚至变成绿肝；胃、肠道充血，肠道有脓；部分鱼肠系膜有吸虫，肠道有绦虫；游边的鱼较多，摄食不佳。养殖过程中存在加料过快的情况，调查的3口成鱼池塘在两天内投饵量增加了一倍左右。

发病情况：从开始发病到大量死亡只需2-3天时间，期间摄食逐渐下降，濒死鱼急剧增多。部分池塘使用生石灰后病情得到缓解。

处理建议：判断主要是细菌感染引起的综合症状，与异育银鲫大红鳃病相似。鉴于胃肠道病症较为明显，建议：第一天下午泼洒有机酸，第二天上午优质碘制剂泼洒，隔天再用一次。

内服将氟苯尼考跟强力霉素一起投喂，每日一次，肝脏不好的池塘同时加量添加保肝药物，死亡下降后将优质乳酸菌跟多维再加量投喂7-10天。

鉴于鱼种较为瘦弱，建议先用五倍子末加盐处理一次，优质碘制剂处理两次。内服可参照上面的方案。

在调研的同时惊讶的发现，当爆发性鱼病发生时，鲜有渔医能够快速的响应，对病原或病因进行分析，给出合理的防控措施，即便有一些好的方案，在养殖区也很难快速推广。基层鱼病防控力量在疫情防控中的参与度高，但是话语权低，不能很好的参与到重大方案的制定及推广中去。

基层渔医从业者大部分为非水产养殖专业出身。

水产养殖专业在大学填报时属于被歧视的专业，除了少数水二代主动选择外，大部分的家长对专业不了解，学生不感冒，抵触心理强烈，整体招生困难，部分被调剂到水产养殖专业的学生存在不想学、不愿意学的情况，转专业及毕业后即转行的现象比较普遍，本科及以上层次的学生大多选择继续深造，毕业后更愿意留在科研院所及高校工作，养殖一线缺乏有系统训练的精英人才。

专业教学中生产实践的部分偏少，专业教师尤其职业院校教师在带班、教学、科研、职称评审等的压力下，参与生产实践的时间不多，无法将生产一线的现状传导给学生，学生的课堂学习与生产实践脱节。

教科书的内容陈旧，对于新的疾病防控理念，新发疾病的介绍缺失，新一代渔医在学校甚至毕业后的很长时间内只能靠自己摸索及他人传授来迎合养殖现状，进步的速度就不会太快。

药物是病害防控的主要媒介，是渔医的武器，其质量好坏、使用正确与否直接决定着治疗的结果。随着国家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水产药物的限用名录越来越多，能够合法使用的药物种类减少。在养殖一线，对药物的使用因为缺乏专业的指导也存在无序、盲目加量，随意配伍的现象，这样的做法加快了耐药性的产生，加速了抗生素等药物的淘汰速度，加大了药物的使用剂量，加剧了环境污染及水域生态的破坏，逼迫国家进一步规范用药，控制用药量，形成可用药物越来越少的不良循环。渔医在处理鱼病时会因没有合适的药物而感到无力。

大多数鱼药门市的诊疗室只有常见的光学显微镜、剪刀、水质检测试剂盒等工具，能够通过这些工具诊察出的病原是有限的，即便这些简单的仪器也不能被所有人正确调试及使用，更多的时候还是通过感觉及经验对疾病作出判断及处理。现代化的仪器如PCR仪等可以对特定病原作快速的检测，能够让疾病的诊断更准确，用药更精确，在基层水生动物诊疗中的使用率还不高。

科研是社会发展的源动力，也是解决水生动物病害的基础和支撑，新的疾病出现后往往从病原入手进行筛查及研究，但是疾病由诱因、病因、病原相互作用而产生，当前存在重病原，轻病因的情况，在大规模的鱼病发生以后，从鱼体分离病原变得容易，但是综合分析病因，给出处理方案成了难以跨越的“最后一公里”。

优秀的渔医具备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养殖一线属于稀缺资源，但是单纯的诊断工作却无法获得收益。现实中，渔医的收益与鱼药的销量挂钩，让渔医在指导鱼病防控时，存在过度用药的可能。

另外在鱼药购买途径网络化、同质化及无序竞争，不良商家的有意引导等助推下，养殖户尤其大型养殖户不通过渔医指导购买鱼药的情况增多，渔医代理的鱼药品牌可以在网络上以更低的价格获得，用药随意性加强，鱼药有从处理鱼病的必需品变成了日常消费品的趋势，实际上不同品牌的鱼药使用效果是有区别的，其使用需要科学的指导，渔医销售鱼药的难度加大。

养殖户对渔医的依赖不如病人对医生的依赖那般强烈，在诊疗过程中信任度低导致愿意处理鱼病的渔医正在减少。

由于临床诊断能力的差异，仍有不少渔医不能对疾病快速诊断，在苗种退化，养殖密度居高不下的背景下，新发疾病尤其新发病毒性疾病的概率增高，盲目处理可能导致治疗失败，引发损失。而近几年鱼价波动较大，养殖效益降低，养殖户抗风险能力变弱，转嫁风险的意识增强，诊疗失败后医患关系紧张，甚至存在“医疗碰瓷”的情况，给基层渔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遇到问题以后也不敢轻易下手。

鱼病的诊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的因素很多，需要细致的检查、科学的分析才能得出鱼病的发生原因，再综合药物学、水化学等知识，方能开具处方，治愈鱼病。目前鱼体的检查、解剖缺乏相应的标准流程及评价依据，在诊疗过程中，无法正确对发现的问题进行评判，漏诊、误诊乃至治疗失败的情况较为常见。标准的缺失还会导致相关方对治疗结果缺乏预判，养殖户对治疗结果期望很高，如果达不到预期的疗效，可能存在扯皮的现象，但是一些疾病如病毒性疾病是无法快速控制的，而又因为缺乏准入机制，相关的从业人员数量众多，有些人本身并不具备处理问题的能力，但是对于疗效评头论足的技能十足，养殖户很容易受其影响，作出错误的判断，反而去指责处理思路正确的渔医。

缺乏对诱因的综合分析能力也是鱼病处理效果不佳的重要因素。在培训体系中，水生动物疾病被命名为如“肠炎病”等的独立病症，从病原研究及人才培养的角度，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从防控等应用角度，过度注重病原可能会让疾病防控陷入死胡同。引起疾病的诱因很多，当疾病发展到中后期时往往变为混合感染，引起水生动物死亡的原因不再单一，如果单纯从某个病原着手一般不能彻底解决病害及后续的继发感染等问题。薄弱的基础研究，匮乏的鱼病临床诊断手段让渔医遇到问题时无法准确的作出响应，也就丧失了处理问题的信心。

鱼病只能预防，不能被治疗是当下鱼病防控中传导较多的理念。对鱼病的预防固然重要，但是鱼病发生以后，能不能被治疗，该不该被治疗是要看具体的情况的。大部分时候，鱼病是可以很好的被控制的，如细菌性疾病，通过外用消毒剂，内服抗生素可以快速的降低死亡量；病毒性疾病确诊后，把握好一些关键细节，死亡量通常也不会太大。

各种培训、讲座里都有鱼病无法被治疗的传导，有些专家单凭琐碎的实验结果就来指导生产的情况较为普遍，渔医们在给出方案时会受到影响，不够坚决。目前的培训中大多告诉我们不能怎么做，但是如何做却鲜有提及。

渔医跟人医一样，需要有大量的知识储备，在掌握如水生动物疾病防治学、池塘养鱼、水产药品学等相关的专业知识外，还需具备将各门学科糅合并加以应用的能力。只有通过学习，熟知养殖的各个环节，了解基本的防治知识，熟悉运用各种仪器、设备，掌握药敏实验等筛选药物的方法等，才能将本职工作做好。

水产养殖业发展较快，养殖模式不断更新，新的疾病不断出现，养殖的密度越来越大，可用的药物也在不断变化，渔医需要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关注养殖动态，才不会落后于养殖现状。

长期在固定区域从事水生动物病害防控容易形成思维定势，在处理问题时往往跳不开以往的经验和认知，比如对鱼体进行检查时，大部分人只会去检查鳃丝寄生虫状况，查看体表情况，打开内脏看颜色，而像眼球、鳃盖内侧、肌肉等处也是寄生虫的易感区域，会被忽略掉。

在各养殖集中区，有些优秀的渔医，对各种疾病的诊疗做了详细的总结，处理的效果亦突出，这样的优秀经验应该被推广和固定，其对水生动物病害防控的实际指导意义是巨大的。

鱼病防控流程的标准不健全导致病害防控过程中的随意性过大，防控效果不佳，频发的医疗事故给渔医及养殖户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科研院所、高校与基层渔医是不是能在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的指导下通力合作，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形成并固化各品种的鱼病诊断及防治的流程并在基层推广，应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近年来水产养殖变化较大，新发鱼病较多，传统的渔药在长时间使用后出现耐药性，效果变差，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当前鱼病防控的要求。病毒性疾病发生率逐年提高，针对病毒性疾病预防及处理的药物研究滞后，效果不明确等都给鱼病防治带来了困难。

渔药企业众多，同种药物质量差异较大，养殖户对渔药选择的判断方法不多，更多的时候通过业务人员的宣传获得感性认识，通过比对价格后进行选购，药物购买的随意性较大，药物使用技术性不强，不能保证疗效。而市面上有一些药物的疗效确切，针对某些疾病的治疗效果优秀，行业协会是否能收集优秀鱼药的信息并进行发布，甚至形成各种疾病治疗的金处方，对渔医的科学用药有重要意义。

诊疗分开，凭处方给药是人类医疗体系的常规做法。在水生动物病害防控中，可以尝试因地开办水生动物诊所，诊疗分开，诊断收费，渔医对诊断结果负责，开具处方让养殖户购买药物用于治疗。在诊疗收费的情况下，渔医更有动力加大各种先进仪器的使用率，提高鱼病诊断的正确率，也能总体上提高水生动物诊疗的水平。

基层渔医是水生动物病害防控的中坚力量，只有总体提高基层渔医的诊疗水平、执业水平，加强对他们的保护，提供多样且有效的学习途径，给与有力的政策支撑，才能让他们在一线水生动物病害防控中的作用更加突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