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朱华颖 王贤 黄艳 “地球造就一个物种至少要200万年，而人类破坏一个物种也许只要几十年甚至几年。”一位鱼类保护志愿者说。 虽然近年长江沿江地区开展了季节性禁渔、增殖放流、生态调度、划定自然保护区等一系列鱼类保护行动，但长江水生生态资源衰退趋势并未得到遏制。长江当前正面临严重的水生态环境危机，不少特有鱼类已经或正在走向灭绝。
“按目前世界通用的生物完整性指数来考量，长江已经到了‘no fish’（无鱼）的程度，这是最差的一个等级了。”水利部中科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所长常剑波说。 管理问题“流进”长江 2016年7月中旬一场洪水令基因污染的隐患扩散到整个长江中下游。由于当时湖北清江流域发生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7月19日清江水布垭等三座水库根据调度相继开闸泄洪。洪水下泄，来不及转移的水库养殖遭了殃，上万吨俄罗斯鲟等外来鱼类死亡或逃逸。因为清江是长江重要支流，这些外来鱼类最终进入到长江中下游干流、湖泊及河口。 “濒临灭绝的中华鲟面临新威胁。”潜心研究中华鲟近30年的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危起伟说，这些逃逸的外来鲟鱼数量之大，可能超过长江中下游干流鱼类现存生物量总和，也远远超过了中华鲟的野生种群数量。 危起伟对生态入侵、基因污染的风险忧心忡忡，他担心外来鲟鱼挤占中华鲟等土著鱼群的空间，甚至取而代之，还担心它们通过杂交破坏野生中华鲟基因。 来自各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共同调查后也认为，此次鲟鱼逃逸事件可能给长江天然生物资源、珍稀物种保护及流域生态系统带来一系列不利影响。 这一事件反映出水库养殖监管失范的现实。据介绍，目前我国重要连江支流大搞梯度开发，水库众多，除了防洪、发电，水库还有一个重要经济功能——水产养殖。由于大多水库养殖都是“外包”模式，养什么、怎么养、什么时候养、什么时候起鱼等基本由承包商说了算，水利、水产、环保等部门都管不了。于是“信息障碍”凸显，养鱼的不知防汛调度，泄洪调度的顾不上养鱼的，水库本身又听上级防汛部门的，如此一来，管理上的问题最终都“流进”长江。 管理问题给长江带来的生态隐患不止上述一起。2014年7月9日，由于金沙江溪洛渡电站突然成倍提高下泄流量，下游200多公里水域漂起成片死鱼，直接经济损失超亿元。事后调查显示，造成死鱼的原因是泄水流量过大引发坝下河道气体过饱和，水库运行调度忽视了下游生态安全和财产安全。 长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依民称，此次事件还波及70公里的长江上游珍稀鱼类保护区江段，有一些该区域特有的鱼类死亡，对天然渔业资源和生态造成很大打击。 部分保护区弱势无依 “这里不是保护区吗，为什么看不到江豚，却有这么多捕捞船只？”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丁曾组织中外专家实地考察长江江豚，外国专家的问题让他尴尬又无奈。他说，我们的很多保护区形同虚设，根本达不到保护的目的。 [attach]165814[/attach] 近年来，沿江地区划定了数十个涉渔自然保护区和珍稀鱼类保护江段，但一些保护区空有其表。在发展冲动面前，保护区竟成了一些地方的“眼中钉”。 在中上游多个有保护区的县市，《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屡屡听到当地干部疾呼：“保护区阻碍地方经济发展，希望尽快调整出去。” 采访中科院院士曹文宣时，谈及这个问题，他拿出一封信。“这是长江上游一个保护区所在县领导的来信，让我帮忙摘掉保护区的帽子。”《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信上看到，这位国家级贫困县领导很焦虑完成脱贫任务，而且认为是保护区限制开发的规定让本就贫穷落后的当地“雪上加霜”，“恳请曹院士”，“将我县调整出珍稀鱼类保护区范围”。 [attach]165815[/attach] ▲ 2016年3月1日，在湖北宜昌，一池幼鱼即将被放流长江。当日，农业部启动2016年长江流域阶段禁渔行动。新华社记者肖艺九摄 增殖放流不成体系 作为恢复生态、保育物种的重要手段，我国在长江等流域开展了大规模的增殖放流活动。“十二五”期间，全国累计投入资金近50亿元，放流各类水生生物种苗1600多亿单位；其中，2015年全国增殖放流水生生物种苗353.7亿单位，放流种类近200种。 然而增殖放流的成效却难言良好。“当前各地增殖放流的力度不小，但大多是不专业的‘杂牌军’，不成体系。”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所长常剑波说，例如，要求放本地种却用外地种代替，放多放少也没人知道。“鱼类的种类和数量还在持续减少，没起到增殖效果。” 曹文宣也说，一些养殖户将卖不出去、活力很差的鱼干脆用来增殖放流，一部分鱼放到江里就死掉了。“或者这边放那边捞，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放流的主体也难以规范。《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在长江武汉段走访，偶遇几位宗教界人士正在江边放生。一旁的渔政人员无奈地说：“现在各方面的人在市场上随便买点鱼就往江里放生，随意性很强，生物入侵和基因污染的隐患很大。” “现在的渔业保护手段费钱费力，其中一部分是徒有其表的‘生态形式主义’。”中科院水生所副所长徐旭东说，比如涉水工程破坏了鱼类产卵和繁殖，就要求建过鱼设施，但目前实际操作中，一些洄游通道只是“面子工程”，起不到作用。 渔政力量薄弱 渔业保护乱象丛生也折射出长江渔政力量薄弱、监管水平相对低下的现状。 湖北省水产局渔政处调研员周剑反映，长江上执法的队伍有5支，只有渔政是地方财政，装备、人员配备都是最差的。“国家每年给省里的渔政执法补助经费几十万元，原来还可以收资源保护费，现在不能收了，很多地方连工资都发不出。” 在曹文宣看来，长江鱼类保护难在协调联动。渔业保护不仅关乎渔业，还涉及航运、水利、电力、环保、上下游各省市等多方利益。在实际执法中，渔业保护往往成了相对弱势，也最容易被忽视。 以鱼类为突破口共抓长江大保护 长江水系是一个巨系统，专家建议统筹考虑、科学规划，当务之急是梳理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保护思路，以鱼类保护为突破口，循序渐进带动整个生态系统的保护，齐抓共管保住一江生命之水。 首先，增强意识、统一共识。这也是当前长江生态保护真正的难点。 “到底人重要还是鱼重要”？这是《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中常会听到的问题。 大自然保护协会、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多家环保团体负责人表示，长江流域开发是系统工程，顶层设计十分关键，应以起草长江保护法为契机，调整防洪、生态、发电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寻求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平衡点。 例如，科学划定自然保护区范围并严格执行保护区管理相关规定；合理设置航路航线，船舶经过鱼类保护区和保护江段降速航行；谨慎处理黄金水道建设和水生生物栖息地恢复的矛盾，在一些重要江段沿岸尽量“去硬化”、自然化；水电枢纽工程规划设计时，充分考虑对水温水势水态的影响，留足生态通道；把生态影响作为水电站调度一个重点考虑事项。 [attach]165816[/attach] ▲ 洪湖市螺山镇长江捕捞村渔民停靠在岸边的渔船（2016年2月18日摄）。 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其次，全面禁渔逆转资源衰退趋势。曹文宣建议，全长江禁渔10年，让渔业资源休养生息。长江“四大家鱼”在10年内会有两个多世代的繁衍，鱼类资源量将倍增，而且个体增大；经济鱼类丰富起来后，将给珍稀鱼类提供充足食物，长江生态系统会逐渐恢复。 “长江捕捞量不到水产总量的1%，捕捞渔业退出长江，不会影响我国渔业的持续发展。”曹文宣估算，长江沿线省市每年投入的禁渔期补贴、燃油补贴和人工放流资金有数十亿元，整合这些资金，实施“退捕还鱼”，可逐步引导沿江14万多渔民转产转业。 危起伟认为，渔民转产安置非一日之功，建议先将国家级、省级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和整个保护区内的渔民逐步转产，随后将长江干流和主要湖口的渔民转产，最后实现长江全线禁渔，渔民转产转业。 [attach]165817[/attach] ▲ 中华鲟研究所“子二代”中华鲟培育车间内，工作人员在对全人工繁殖的“子二代”中华鲟生长情况进行检查（2016年2月19日摄）。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第三，建立国家鱼类保育系统。常剑波及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李继龙等认为，增殖放流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实现恢复资源数量的目的，又须保证放流水域生态系统不受破坏、物种自然种质遗传特征不受干扰。可借鉴美日等国经验，建立国家财政支持的科学机制和人工保育体系，在长江生态系统全面恢复之前，先保住鱼类资源。 此外，建立增殖放流监测评估体系，以及跨境水生生物资源增殖放流的国际合作体系。还可借鉴日韩等国，设立国家级增殖放流节日，营造全社会参与生态养护的氛围，增强环保意识。 |
